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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文化自信的“高级”素质教育
日期:2018-04-19 09:28:58  来源:中国教育报 浏览量:0

我们可以尝试使用植根于中国文化的高级认知素质教育中的“高质反思解难模式”取代美国文化传入我国而形成的五步传统解题模式,以寻求克服学生“高分低能、考分高创新差”的问题。

如何改变学生“考分高创新差”“高分低能”的现象?除了在考试导向、内容、方法,课程改革等方面发力外,我们可以从反思我国学校课堂教学中的五步传统解题模式入手,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

1919年,蔡元培、胡适等邀请美国教育家、心理学家杜威来华讲学两年零两个月,讲学200多场次,把杜威举为“西方的孔子”,将杜威的五步思维模式(遇到疑难→确定疑难→提出解题假设→挑选假设→验证假设)赞誉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促成杜威的五步思维模式进入中国学校转化为课堂解题模式,并渗透为课堂教学模式。

1944年,美国数学家波利亚把杜威五步思维模式运用到数学解题上,提出了“弄清问题→找出已知与未知的联系→实行解题→验算解题结果”的四步解题模式。它被引入我国后,加强了杜威模式,在我国学校教学中形成了“杜威—波利亚模式”,并延伸至高校课堂解题模式,至今一直保持着对我国学校课堂解题模式的广泛影响。这一模式流传、沿用至今,有学者把它概括为“接受问题→审题→解题→验证或验算→总结”的五步传统解题模式。

五步传统解题模式有助于培养学科和书本上的常规逻辑思维能力,而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灵活与变通能力、善于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反思性思维能力,则需要拓展视野,寻求更有效的方式。自杜威1910年提出五步思维模式到现在的108年中,美国从没在学校教学中推广过杜威的五步思维模式。但杜威的五步思维模式从1919年以来,却深刻广泛地影响着我国学校教育。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新时代,我们可以尝试使用植根于中国文化的高级认知素质教育中的“高质反思解难模式”取代美国文化传入我国而形成的五步传统解题模式,以寻求克服学生“高分低能、考分高创新差”的问题。

“高质反思解难模式”也称“三思再反思模式”,源于孔子“九思”文化,“九思”即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凝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高质反思解难模式”的内容和宗旨是,要求学生在解答课堂问题和课外问题时,都要认真实施“审题先三思→解题必监控→解完再反思→首轮再反思→后续再反思→延伸广义题→深潜再反思→高质促灵感→灵感引创新”步骤。其重要之处是“解完再反思”至“灵感引创新”这六个重要步骤,即通过后面六部分中的高质反思去克服和扭转学生的“高分低能、考分高创新差”的教育顽固现状。

与“高质反思解难模式”相应,学校教育宜提倡“三高”教育,即高级人格素质教育、高级情意素质教育、高级认知素质教育,探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路径。

高级人格素质教育就是要突出和强调“忠孝诚善”与家国情怀教育,强调忠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遵纪守法、诚信敬业;强调忠于营造家庭幸福与和谐,忠于爱情、孝敬父母、不忘感恩、爱家爱国、举止文明。高级人格素质及其教育的实质是强调和突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高级情意素质教育就是要突出和强调信仰、信念、意志和毅力教育,强调坚定的信仰信念教育和顽强的意志毅力教育,强调在人生经历的各种环境中,若遇困难、挫折、困惑、矛盾冲突、意外打击、生活厄运降临时,要坚定地面对现实、顺应环境,平静地忍受挫折和磨难,排解痛苦情绪,牢记“忠孝诚善”等做人准则,积极进取,设法战胜困难、磨难,拥有扭转格局、谋寻发展、逐步夺取最后胜利的意志和毅力。

高级认知素质教育就是要突出和强调“高质反思解难模式”中的“高质反思”教育。强调高质反思是人脑最高端的认知过程,人在完成了当前自身进行的认知过程和行为任务后,持续以最佳为预期目标,再对自身解决问题、完成任务的思维过程,解决问题的方法、行为、理论、技术以及所涉客体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和思考,以达到不断提高思维水平、创新水平和行为实践水平,找到解决当前问题的最佳思路、最佳方案、最佳方法、最佳结果乃至最佳理论、最佳技术。古今中外的自然科学家、人文社会科学家和艺术家,分别通过高质反思产生了科学发明,为创造世界的先进文化、文明与艺术做出了贡献。高质反思就是瞄准预期和期待中的各项“最佳”,进行有利于引发高质量灵感的高质量深潜再反思。

高级人格素质、高级情意素质、高级认知素质,是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都需要提高的素质。拥有这三种素质的人,应是全面发展的人,是具备了参与国内竞争与国际竞争能力的人。这类人才的培养有利于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大业中发挥力量。

(作者 王洪礼 系贵州师范大学二级教授、贵州省心理学会会长、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十大创新团队“三高教育”研究团队学术带头人)

《中国教育报》2018年04月19日第7版 版名:理论周刊·学校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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